学术研究

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理论研究述评

刘 强 丁瑞常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3月4日,我国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具体收费标准由高等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经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审核并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同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备案。尽管《意见》规定了研究生学费定价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培养成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居民经济承受能力)和学费上限(原则上,现阶段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硕士生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博士生每生每年不超过1万元),但对于高等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该如何进行学费定价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由于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将直接关系到研究生教育的经费供给和入学机会均等问题,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攻关性难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学术界在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基础方面已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对于研究生教育学费的定价问题研究却不够深入,致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实践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

基于此,笔者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学者把握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减少重复研究和纵深拓展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度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研究生教育的产品属性

确定研究生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对其进行合理定价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研究生教育产品属性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准公共产品说、准私人产品说、公共产品说和私人产品说四大类。

(1)准公共产品说和准私人产品说。公共经济学根据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将社会产品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我国的厉以宁、王善迈、闵维方、陈晓宇、李文利、丁小浩等以及国外的帕玛拉·马库齐(Pamela N. Marcucci)、布鲁斯·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既不是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而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产品属性也属于准公共产品,基于“谁受益谁付费”原则的成本分担理论是进行研究生学费定价的主要理论基础[1-5]。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主流[6,7]。

近年来,随着教育财政学研究的深入与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研究生教育财政与本科生教育财政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本质差异的,研究生教育财政也因此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产品属性方面,孙也刚指出,“研究生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有排他性,更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8];陈娟、赵静认为,“从研究生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来看,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是私人产品”[9]。然而,这些学者尽管突出了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在产品属性上的差异,但仍然承认研究生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而伍海泉、张庆亮、杨莲娜等学者则认为,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除了准公共产品外,还存在着一类准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应属于准私人产品而非准公共产品[10,11]。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事实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即都承认研究生教育的外部性,但更加强调其私人产品性质。针对这一点,卢晓东做了比较形象的表述,“如果把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一条光谱,显然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将居于光谱两端,本科高等教育被视为准公共产品居于光谱中央,九年制义务教育更趋向于纯公共产品一端,研究生教育更加趋向于私人产品那一端。”[12]

(2)公共产品说和私人产品说。除了最为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论和准私人产品论,个别学者甚至怀有更为极端的观点,如罗宾·巴罗(Robin Borlow)和我国的杨东平认为教育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学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决定了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而我国学者和美国经济学家哈维·罗森(Harvey S. Rosen)、范里安(Hal Varian)、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Joe Stiglitz)等则忽略公共性而认为教育属于纯私人产品[13-15]。但总体上,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极为有限。

2.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学费性质及相应的定价理论

国内外学者基于自己对研究生教育产品属性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学费本质观,并相应地在学费定价理论上产生了分野。

(1)成本补偿说。持“准公共产品论”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学费属于“成本补偿”。如王善迈认为,“既然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与消费者(受教育者)应共同负担其成本,受教育者直接负担的形式就是学费,学费从性质来说应是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学费应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它不应等于成本,更不应高于成本。”这与约翰斯通1986年提出的“成本分担理论”(cost sharing)如出一辙[16],并得到了国内外多数学者的认同。基于这一理论,测算研究生培养成本和设定个人(学生及其家长)成本分担比例则成为了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的主要环节,这种学费定价方法被称为“成本定价法”,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运用最广泛的一种学费定价方法。然而,这一学费定价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研究生教育生均培养成本计量困难[17]、补偿比例带有较大计划性并且极有争议[18]等操作性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霍华德·罗特曼·鲍温(Howard Rothmann Bowen)曾在其著作《高等教育成本:高校生均支出为多少,应该为多少?》中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定律”即:“①高等学校最重要的目标是教育卓越、学校声望和学校的影响。②在追求卓越、声望和影响的过程中,高校为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所可能消耗的经费,实际上没有上限。③每所高校都会竭尽全力募集经费,没有学校承认经费充足。④所有高校都会花尽其所获得的每一分经费(捐赠与基金也为学校增加收入)。⑤以上四条定律的总效果是学校生均成本倾向于永远增长”[19],并形成了著名的“成本的收入决定论”(Revenue Theory of Cost),认为“总体上,生均成本不由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刚性技术要求(rigid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决定,也不由抽象的需求标准(standard of need)决定,而是由可筹措到的生均教育经费收入决定。”根据这一理论,卢晓东对学费定价中“主流的”成本决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成本补偿理论认为生均成本逻辑上先于学费、可由生均成本确定学费的结论是错误的。基于此我们可以作出推论,学费逻辑上先于生均成本,学费是生均成本的因,是学费和财政经费(暂忽略捐赠)共同决定了生均成本。”王寰安也认为,“将准公共产品收费定义为一种有别于市场价格和税收的所谓‘成本分担’是有问题的。”[1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卢晓东否定了成本决定法,但并未否定成本补偿理论本身[11]。基于研究生教育学费属于成本补偿这一前提,他构建了有别于传统成本决定法的“成本约束下学费、财政经费的市场化互补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对于公立高校而言,研究生培养成本由研究生个人缴纳的学费和政府提供的拨款共同分担;由政府规定研究生教育的生均成本总额,学费的成本分担比例交由市场供需决定,而剩余成本则由政府拨款承担;少数情况下,政府可通过增加财政拨款力度,降低学生学费的成本分担比例以增强某些特殊高校或专业的生源吸引力。对于私立高校而言,研究生培养成本由研究生个人缴纳的学费和该高校获得的捐赠经费共同分担;高校首先要确定生均成本,然后根据当年可能获得的生均捐赠,将剩下的生均成本计为学费。

(2)准价格说。相比之下,强调研究生教育私人性的学者则偏向于认为学费不是简单的筹措教育办学经费和成本补偿,而属于一种具有调节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准价格机制。如杨莲娜指出,“既然高等教育是准私人产品,那么其至少应该遵循准价格机制”,“学费实质上就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之一——学生与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学校之间就高等教育劳务交易的价格。”[22]吴开俊、范先佐指出,“学费具有价格机制的某些作用,可以调节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影响教学质量,但又不具备价格机制的全部特征和性质,是介于价格和非价格之间的一种机制。”[23]李文利、闵维方等人研究了高等教育需求与学费之间的关系,提出了D=aXT[-b]需求模型(其中D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T为私人支付高等教育的学费,b为需求对学费的弹性系数,a是系数)[24],从宏观上研究了学费在高等教育供需调解中的作用。总体上,这种突出市场作用的学费准价格观在西方国家比较流行。即便有些学者[如格伦·布莱恩(Glenn A. Bryan)和托马斯·惠普尔(Thomas W. Whipple)、克里斯汀·尼尔(Christine Neill)、费里茨·过派克(Filiz G?觟lpek)等]引证约翰斯通的成本分担理论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但也时时不忘强调高等教育学费在市场供需调解中的作用[25-27]。我国的卢晓东在提出“成本约束下学费、财政经费的市场化互补模型”后,也提出了一个看似“成本分担”实际上是“准价格”的定价方案:首先,将研究生教育视作私人产品,将学费视作高校根据学生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确定的市场化价格,且可以高于生均成本;然后,由政府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外部性,有针对性地通过财政补助保证某种外部性的充足供给[28]。而与此正好相反的是,荷兰学者本·钟宝特(Ben Jongbloed)在《欧洲和澳大拉西亚的学费:理论、趋势与政策》一文中写到,“学费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准价格(quasi price)”[29],后文却又指出,“‘标准’的价格应具有四项功能:形成收入、调节供需、质量表征信号、收入分配(或再分配)”,而“学费在形成收入、增强学生选择、改善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政府补贴的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较小”。因此,尽管本·钟宝特明确将学费表述为准价格,但他的观点实质上却偏向成本补偿论。

正是基于学费定价中的市场调节作用,学者们尝试将市场经济学中的一些定价理论和方法引入研究生教育的学费定价过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Differentiation)理论。“价格歧视是指商品或服务提供方在向不同购买方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对不同购买者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一种定价策略。”[30]这里的“歧视”只是表达一种差异,本身并无任何感情色彩,价格歧视是产品或服务提供方通过差异性定价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垄断定价策略。如美国的米克森(Mixon)、兴(Hsing),格伦(Groen)、怀特(White),约瑟夫·卡尔霍恩(Joseph Calhoun)、大卫·卡莫斯肯(David R. Kamerschen)建议对不同居住地的学生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31-33],实质上就是一种歧视定价理论的反映。我国伍海泉、陈康康也提议运用歧视定价策略,对不同收入的学生、不同等级的学校、收益率不同的专业、属地不同的学生实行不同的学费标准,以此发挥学费价格在调节市场供需和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双重作用[34,35]。

3.关于研究生学费定价理论研究的评价

总体上,目前国内外关于研究生学费定价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是一般性的高等教育财政理论的简单迁移,且多以成本分担理论中的成本决定法作为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研究生教育财政与本科生教育财政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因此,简单地将本科生教育学费定价研究成果运用到研究生教育的学费定价实践中去,只能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策,而从长远来看是缺乏合理性的。此外,如果运用成本分担理论进行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那么如何从高校全部成本中分离出和计量研究生教育成本、如何准确区分出不同专业研究生教育成本的差异、如何确定政府(代表纳税人)、社会(企业)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合理的分担比例均是绕不开的棘手难题,且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财政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引介、移植西方理论为主,但在研究生教育财政研究方面却在一定意义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以卢晓东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不仅认识到了研究生教育财政的特殊性,而且已经开始了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学费定价理论建设工作,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成体系的理论。当然,卢晓东的理论依旧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许多观点也存在着明显的纰漏。①他根据鲍温的高校收入决定教育成本而非教育支出决定教育成本的观点提出的“教育成本约束法”本身就违背了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非成本约束”本质。②卢晓东认为在学费制定中,应由政府规定公立高校研究生生均培养成本总额而非高校自行核算,那政府进行成本规定的依据是什么?脱离支出谈成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显然都是行不通的,对高校进行“成本约束”也明显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体现。③他认为私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应等于“规定”的生均培养成本减去预计获得的生均捐赠经费,那《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民办教育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的“合理回报”从何而来?④他2006年提出的“第二种技术方案”看似巧妙地耦合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在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中的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某一高校或专业的外部性及相应拨款力度的度量难度比起生均成本的计量和个人分担比例的确定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承办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生教育财政投入机制暨高校财务管理制度研讨会”上,与会的各高校财务处处长也对卢晓东的研究生教育收费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例如认为卢晓东将研究生教育成本等同于本科生教育成本,且仅从“课程方面的支出”来计算研究生的培养成本而拒绝将科研支出纳入研究生教育成本计量范围的观点是混淆了研究生生均成本和研究生教学成本概念的表现,因此其理论是欠妥的。

三、未来研究的基本取向

在20世纪,研究生教育是否应该收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是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已经鲜有学者会认为研究生教育收费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实行了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我国《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的发布也表明研究生教育收费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研究生教育是否应该收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必要再做过多讨论的“假问题”,我国学者今后应当转向思考“研究生教育如何收费”这一问题上来。

通过综述国内外在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今后在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理论方面的研究应该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①理清研究生教育学费的本质应更多的属于个人对研究生培养成本的补偿,还是更多的属于购买研究生教育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思考如何在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中耦合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股力量;②重点研究研究生教育的成本计量和各利益群体成本分担比例问题;③尝试“跳出教育看教育”,将其他准公共产品领域的定价理论和方法(如价格歧视理论)合理地运用到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中来。

总而言之,研究生“身份”和“培养模式”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研究生教育的学费定价势必成为一个错综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的难题,也正是如此,亟待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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