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与职业伦理教育二题

杨 斌 姜 朋 钱小军

一、在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中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1.专业硕士学位项目的发展趋势

经过3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体系构建。同时因应时代的变迁,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步伐也一直没有停歇。因而在特定时点下,其层级划分、专业与学位设置往往呈现出一些颇为复杂的格局。譬如,在法学教育领域,既有原来因袭苏联模式的“法学硕士”教育,又有转学美式的“法律硕士”教育[1]。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2009)又根据考生本科是否学习法学专业而将法律硕士分为“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种。再如在博士生层面,同时存在着全日制、在职攻读和“论文博士”[①]的分类。不过,就硕士研究生教育而言,专业硕士学位项目逐步取代原有的学术型硕士项目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②]。以清华大学为例,目前已开设有金融、应用统计、法律(JM)、社会工作、体育、汉语国际教育、新闻与传播、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公共卫生、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会计(MPAcc)、工程管理、艺术(MFA)等17个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其中,工程硕士项目涉及的专业领域多达28个[2],多个院系参与了学生培养。

2.职业伦理问题的普遍性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强调专业性,即注重提升研究生直面并着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实务精神。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可以有多种,有的是纸面上的数字,有的涉及规则、设计方案或者具体的决策,而归根结底,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的活动。伏尔泰说,伦理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因为它维持了社会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伦理问题和伦理选择。比如,旧建筑被拆毁的时候,一同消失的也许还有附着其上的历史文化;设计建造新建筑不只是给当下设定地标性建筑物,也会在建筑史上留下一笔,让后人被动地审美或者审丑。这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诚然,有时表面上人们的活动只是针对或者影响到了自然。例如,在加拿大多伦多,每年有100万~900万只鸟因撞上建筑物,尤其是那些能反射树木影像的巨大玻璃幕墙而死亡[3]。又如,墨西哥出产的龙舌兰是制作龙舌兰酒的主要原料。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生产商开始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甚至在孟山都等公司的敦促下试验灌溉法。这不仅导致龙舌兰品质低下,还造成了普遍的土壤侵蚀和水质问题[4]。这两个事例说明,鸟类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与人在城市建筑设计时考虑不周和建筑材料选用不当有关;普遍的土壤侵蚀和水质污染也与人的选择密不可分。反过来,鸟的死亡与种植环境的改变也会对人类造成影响,因而这两个问题仍然属于(环境)伦理的范畴。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偏重技术的领域,如在河流上建水坝、跨流域调水、大面积播种转基因主粮等行为,就远不止是技术上能或不能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为除了影响到鱼类的洄游、周围植被的生长等,还会对人居环境和人体的健康乃至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可以也应当被纳入职业伦理的讨论范围,在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职业伦理问题也应被关注、被讨论。

3.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意义

职业伦理教育应当是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因为专业学位项目之于社会的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培养的学生的价值观和在复杂伦理情境下进行独立思考、有担当的选择和负责任的决策决定的。韩愈《师说》里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的道、业、惑,可以理解为价值观、专业知识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技能,依次对应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按照这个标准,成功的(至少是合格的)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中观和微观层面,也应当指引学生去关注更为宏大的精神世界。否则,只会培养“失去了灵魂的卓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贻害无穷。

据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考证,伦理(ethics)一词的希腊文词源ethos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那里,本义是人居住于其中的敞开的场所。后经由康德、黑格尔的伦理学理论化,伦理(ethics)偏指社会的普遍道德及义理化的社会普遍道德准则[5]。从这个角度看,职业伦理的教育不只是针对准备步入业界的学生个体的培育,而有了影响未来某些特定行业的标准的意味。

哈耶克曾揶揄那些眼界狭隘的同行:“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一个切实危险人物的话,也可能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6]因为“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这种专注于一个专业的做法却会产生一种特别有害的后果:它不仅会妨碍我们成为有魅力的伙伴或好公民,而且还可能侵损我们在自己研究领域的研究能力”[6]。虽然他强调的是研究,但其间所述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实务性的工作。由于教育针对的不只是个体,而是群体,因此当整个群体的思路都非常单一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单一思路的群体是较难走出困境的”[7]。

二、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可行性与目标

1.教给成年人职业伦理是可行的

应当看到,硕士研究生大部分都已经成年,有的还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甚至已为人父母,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均已基本成型。不过,按照“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算太晚,因此年龄不是障碍。而且很多问题,也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到了某个阶段就自然而然地会了、理解了的。作为负责任的教育,不应对那些重要且普遍的问题只字不提,而让学生毕业后到具体的工作中去自己摸索。那种放任几乎和“不教而诛”没有本质区别。

历史上,孔子的弟子就学时多已成年。孔子除了要求他们阅读相关文献(《诗》、《书》、《易》等)以外[③],更多是采取对话的方式加以启发、诱导。《论语》记录了多位学生向孔子请教君子、为仁、崇德、友、明、政、行等问题的对话。《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中,孔子即通过“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提问引出了四位学生的发言,继而对其加以点评。《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一节提到,孔子要求学生“各言尔志”。子路提出“愿闻子之志”,孔子遂作答。整个过程完全是开放讨论式的。孔子还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其中的“违”字解作“提问”。可知孔子教学时是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进行课后反思的。孔子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要求学生自主地思考和拓展学习的思路。颜渊总结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上述教学理念和方法足资当下的职业伦理教育借鉴。

杜威说,“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需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8]在承认学生有自主学习、领悟和判断能力的前提下,教师完全能够通过诸如案例讨论等方式,引导和推动学生将自身代入相关的职业情景,思考什么是职业伦理、如何进行职业伦理选择等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2.职业伦理教育的基本目标

开展职业伦理教育还需要面对诸如“这些道理本该是在中学教给学生的”、“社会大环境如此、大家都这么做,单靠一门伦理课能解决什么问题”、“职业伦理有什么用”之类的质疑。

诚然,当下的基础教育环节存在很多问题,如,填鸭式的灌输教育,以告诉学生并使之牢记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为使命以应对标准化考试的意识可谓深入骨髓[④]。不过,正因为基础教育存在问题,高等教育才更应该设法予以弥补,否则便是对学生不负责任。

当然,对于职业伦理教育的难度和有限性,也应持有正确的认知。人难以预测未来[9],立法者不能为将来预定全部的规则,教师也无法告诉研究生所有潜在的风险和难题所在。因此,相关课程不是要解决研究生全部人生或职业问题,也不应奢望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他们已有的“三观”,但通过研讨,可以引起研究生对现实中职业伦理问题普遍性、复杂性的重视,同时启发、推动其思考,并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

忌惮现实社会的“染缸”效应,不去正视它,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无疑不利于研究生的成长。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在被判处死缓后,忏悔说“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森林获无期徒刑后表示:“我贪图钱财,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浑然不觉……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逃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10]如果这些高官的失足、落马,是因为平时缺乏检省的话,那么在研究生开始其职业生涯之前,就提醒其注意养成及时反思、审视自己的习惯,也许就会减少一些罪恶的滋生。

除了要达到这个消极的“自保”意味甚浓的目标以外,职业伦理教育还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人们在追求各种基本价值时,不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依赖性和互补性,也可能存在着冲突。“因此,重要的不是要选出一个优于所有其他价值的特殊价值。尽管普遍公认,单一价值分析往往是有吸引力和易于理解的,但这只能导致完全忽略其他价值并最终恶化人类的生存状况。……因此,对特殊意愿的追求永远要受制于多重价值间的权衡。”[11]帮助研究生对并存的多种价值(目标)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权衡,恰是职业伦理教育的着力点。

这一点也决定了职业伦理课与政治理论课是两门不同的课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7条可知,硕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职业伦理课的目标则是要贴近专业课程教育,帮助研究生厘清未来职业发展、专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职业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相较前者而言,是形而下的。

至于“职业伦理教育有什么用”的问题,哈耶克其实已经进行过回答,他曾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作为意识不及的因素(non-conscious factors)”,亦即“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其重要意义而且有可能永远无法充分理解的那些因素”,“如果没有那些我们不了解其重大意义因而我们有可能认为其无甚意义的信念和制度,我们将一事无成。只要生活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就必须接受诸多我们无力证明其为正当的东西,而且还必须遵从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性并不总是人之事务的终极裁判者。一如前述,不论我们希望与否,我们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哲学家……我们却不能允许自己对哲学中两个得到充分发展的分支学科一无所知:一是伦理学问题,二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始终会碰到伦理学的问题,而且科学方法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也注定要比它们在其他领域中更棘手。”[6]这段话概括起来,不外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职业伦理教育的价值和目标也大抵如此。

参考文献

[1] 姜朋. 现实与理想: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J].中外法学,2005(6):727-748.

[2]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清华大学研究生工作手册(2013).

[3] 每年逾百万候鸟途径多伦多时撞高楼玻璃墙而死[EB/OL]. [2014-03-29].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3/c_115129 872.htm.

[4] GENOWAYS T. 龙舌兰的诅咒[J].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22):103.

[5] 韦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 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邓正来,编译.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7] 郑也夫. 吾国教育病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8] 梁营章,张华毓. 清华附小的德育细节[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 冯翔.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专访宋彬彬[N]. 南方周末,2014-03-13(D28).

[10] 张玉学. 贪官忏悔录:表功忆苦不忘感恩[N]. 新京报,2014-01-12(A15).

[11]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韩朝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